30多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社会利益格局，利益关系呈现出利益来源多样化、利益主体多元化、利益差距扩大化、利益诉求全面化和公开化等特征，人们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需求。
[12] 有学者认为，立法机关依宪立法即为宪法的实施（参见张友渔：《张友渔文选》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83、259页。[3]但是，不能因此得出我国宪法部分地得到了有效实施的结论。
因此，探讨转型期的宪法实施问题，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。[13] 笔者认为，探讨我国宪法实施的路径时，离不开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关照： （1）宪法实施的前提是什么？已故宪法学家钱端升先生曾断言：成功的民主宪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，先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。知名学者吴家麟、潘念之建议在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。这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大的原因的认识，从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，是清代最有价值的政治理论创新，堪称中国人的第二次思想解放，但由于三纲五常的禁忌根深蒂固而未占舆论的主流。有人民群众来信建议，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。
[10] 我国学者关于宪法实施问题的研究，大致以宪法实施、宪法保障、宪法监督、违宪审查、司法审查、宪法诉讼为题展开。[44] ［荷］伯纳德•曼德维尔：《蜜蜂的寓言》（中文序言），肖聿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页。就我国而言，在这四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宪法解释是一种在既定的国家权力框架内回应社会发展、权利保障要求的宪法实施方式，它可以较好地维护宪法的稳定性，有利于宪法权威的树立，因此，宪法解释是宪法实施的首选方式。上述分权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制。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任务不是建立和实施违宪审查制度，而是发扬并实现充分的民主。过去一个时期，多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，执政党在代表各阶级阶层利益、吸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方面尚不尽如人意。
[37] 参见季卫东：《法治秩序的建构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68页。[24] 近期内学者们的代表性观点，如林来梵主张第一种模式（参见林来梵：《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》，《比较法研究》2014年第4期），马岭主张第三种模式（参见马岭：《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》，《河南财经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6期）。
这种分权方式是先由中央政府向省级政府放权，再由省级政府向市级政府放权，再逐级下放权力。除了保障宪法的实施外，该机构不能兼具其他职能，否则，保障宪法实施的活动就失去了专业性，因而就无权威可言了。当国家权力框架与社会发展、权利保障的要求仅仅出现较低程度的不适应，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构时，应对的恰当方式是对国家机构规范的解释而非修改。[41]黑格尔说过：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，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、他们的热情、他们的兴趣、他们的个性和才能。
尼克松为了保住录音带，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撤掉考克斯的职务，理查森拒不从命并辞去了部长职务。有学者主张，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机制来实施宪法（参见魏建新：《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》，《河北法学》2010年第4期。近来的一项专门研究显示，我国现行宪法并未得到有效实施，也并未被完全虚置，而是呈现出一种有规则的倾斜性实施形态，具体而言：在宪法文本中，有关国家总体秩序纲领（第一章总纲部分）、国家机构规范（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）以及公民的基本义务条款，一般均能得到相对较好的实施，而基本权利保障条款、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条款、司法机关职权独立性条款等，往往属于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。其二，为基本权利的保障提供日常化的实施形态。
上官丕亮：《行政诉讼：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》，《学习与探索》2013年第1期）。现有的程序规定中没有关于初步审查程序的规定，包括初步审查的主体、初步审查之后能够作出何种类型的决定，等等。
孙立平：《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》，《社会学研究》2011年第4期，第26—28页。[57] 参见仇立平：《论执政党转型后的阶级阶层合作机制》，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》2011年第3期，第68—69页。
当前，我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走到拐点，未来的路向选择取决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。作为制度形态和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，与违宪审查的含义相同（许崇德主编：《宪法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56页）。如前所述，这一观念集中体现了民主原则，在违法审查阶段可以为我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提供理论支持。[2] 代表性的作品，参见许崇德：《论我国的宪法监督》，《法学》2009年第10期，第3—4页。对于公民的权利保障请求，除了那些能够通过行政复议、仲裁、调解、诉讼、信访等途径予以吸纳者外，有关部门往往采取漠视、推诿的态度，甚至进行压制。林来梵、褚宸舸：《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》，《政法论坛》2009年第3期，第47页。
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议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。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保障机构的意义在于，它可以将公民的利益（权利）保障请求纳入体制之内，其可能的途径，一是应公民的请求，对阻碍公民提出权利保障请求的行为进行违法审查，对公民权利提供保障。
正常的推论是，当且仅当政治禁忌不复存在之后，宪法监督制度才能正常运转。具有典型意义的表达形式即所谓的群体性事件，近年来已经呈现出日益频发的局面。
这是宪政在中国遇到的无法克服的两难境地。这些关于各类法规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被称为法规备案审查制度。
总之，宪法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，又要适应社会在特定情形下的剧烈变化，这决定了我国宪法的前景是一种以宪法解释为主、以宪法修改为辅的发展模式。以国家机构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实施，无法回避现行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不够科学、合理的问题。要对二者作出合理的权衡，则宪法委员会成员必须树立个人利益正当性理念。那么，我国当前的民主状况如何呢？李步云先生认为，以下四项民主的内容与制度是最基本的，并适用于任何国家：其一，政府应由普选产生，这种选举应是自由的、公正的，要能真正反映出选民的意志。
《宪法委员会组织法》应当规定，宪法委员会成员通过选举程序任命，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。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认识个人利益的独立价值和正当性：（1）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类的共性，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。
因此，宪法委员会成员应当具有坚定的程序正义理念。根据学者的研究，对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可进行如下设置：（1）关于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。
从宪法实施的保障角度看，体现为从违法审查到违宪审查的转变。伴随着宪法监督制度逐步走向成熟，宪法委员会自身的独立性不断增强，将由从属走向独立，其职能逐步由违法审查转向违宪审查。
当然，这与法学研究的不充分和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也有相当的关系，不一定都能完全归结于程序意识的问题。[24]依笔者之见，后三种理论设计不仅与现行宪法的规定相冲突，而且与我国当下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，难以成为当下现实的选择。此处的专门有两层含义，一是宪法实施的保障机构具有唯一性，因为保障宪法的实施具有责无旁贷的性质。这一现实决定了，我国宪法的实施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
（2）宪法实施的内容是什么？顾名思义，宪法实施是对宪法文本的贯彻和落实。其四，人民应当充分地享有知情权、参政权、议政权和监督权，借以保证在代议制条件下国家权力仍然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。
另外，有学者主张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制（参见吴大英、刘瀚主编：《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81页）。其二，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，并做出处理。
基本权利规范得到全面实施的结果是，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得以实现，整个国家生活进入法治状态。在宪法实施的中后期，需要对立法权进行限制之时，可以进行从严解释，使其他职权仅仅限于必要且适当的情形。